1988年毕业那年，我所在的外贸学院云集了北京各大外贸总公司人事部门的人。我的同学们几乎没有人为分配发愁。这也是学院始终不愁生源的原因。我自然被分配去从事外贸行业。1999年我才决定彻底远离这个充满了讨价还价、纷争与衙门味道的地方，并几乎与所有同行断绝往来。在长达11年的工作中，我一直在写作。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写作更容易的事了，如果写作还能换成大笔稿酬的话，它显然不算最糟糕、最没出息的行业。只是赚钱速度慢了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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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所知道的同学里，似乎还没有人像我这样做出了一个毫无逻辑关系的职业变迁—从贸易转到写作。而当2000年7月在上海结识了《知音》的一位编辑之后，我才深信文字这行业还是容易让部分人发病的—那位朋友是从武汉某外贸公司离职而投奔杂志的。他说，做媒体觉得比较高尚。